“老百姓追的不是剧，而是一种理想，一种新的秩序”
访著名作家许开祯

     “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是贵州旅游业最大的资源”

    记者：许老师，很高兴能采访到您，您曾到过贵州黔东南、黔南考察旅游，能否先谈谈贵州给您的是怎样的一个印象？
    许开祯：贵州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地方，有着各种神秘的文化符号。无论是黔东南还是黔南，最令我着迷的是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我认为这是贵州旅游业最大的资源，也是贵州走向世界的最大可能性所在。当然，贵州的山水也带给我极大的震撼与兴奋，感觉每一处都很诗意，都有灵动的文字在草尖上跳舞。看贵州的山水，我总觉那是带着音乐的，这很特别，也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感受。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化最感兴趣也最着迷的地方吧。

    “《政法书记》触动了我许多灵感，也引发了我写官场小说的兴趣”

    记者：据我所知，您之前主要写乡土小说，后来是什么原因让您转向官场小说？
    许开祯：我一开始的确是在写乡土小说，后来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写起了大家普遍叫作官场小说的一种文字。这个机缘就是05年的时候，公安部有一家文学期刊向我约稿，要我写一部侦破题材的小说。结果我写出来，由于尺度大，触及到了贪腐问题，最终没能在该在期刊发表，后经修改后被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再后来又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神圣使命》。这部小说名叫《政法书记》，出版后便登上了畅销榜。由于这部小说，触动了我许多灵感，也引发了我写类型小说的兴趣。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反倒在官场小说方面创作出了一系列畅销作品。

    “作家在小说世界里展示的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生活”

    记者：您先后有《打黑》《政法书记》《人大代表》《堕落门》《省委班子》《拿下》《跑动》等官场小说出版面世，您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原型？在升华原型上您做了哪些艺术处理？
    许开祯：我创作小说从来没有什么原型，我个人也认为，所谓原型说，是不成立的。作家不可能照搬生活，作家在小说世界里展示的，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生活。人物也好，故事也罢，都是现实生活在作家脑子里沉积多年的又一次组合与喷发。所以，很难说这些作品中的人物跟现实中哪一个有关联，更别说对号入座了。他或许是现实生活里同类人物的组合，也可能是作家根据对生活的提炼重新琢磨出来的一个新人。这个人物身上当然有现实人物的影子，但不可能囿于某个现实人物的局限。要说有原型，也是现实中的“这一类”而非“这一个”。
    小说人物当然是对现实人物的一次提升，一次艺术上的加工与另型处理。比如大家熟悉的《省委班子》主人公普天成，现实中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人，他可能不存在。我在现实生活里也无法有这样高级别的“朋友”，更不可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高官的日常生活。但这个人物写出来后，很受读者喜欢，有些在“体制内”的读者甚至说，写得很传神。我觉得“传神”二字，基本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作家写的是人物的神，要提升的也是人物的“神”。

    “作家的所有生活都是为创作做准备的”

    记者：为写官场小说，您一定深入基层体验过很多，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现实中遇到的哪一件事最能触动您？为什么？
    许开祯：下岗。我在国企干过将近十年，后来升任一家国企的高管，担任副总经理。在国企那些年，正好遇上当时的改革潮，我亲眼目睹了许多国企改制后，工人失去岗位，当时叫下岗，后来又以买断工龄的方式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补偿。
    一个人把自己的大半辈子交给了一家企业，在这个企业贡献了青春，贡献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但在进入中年，突然说企业要改制，要发展，然后企业被收购或者破产了，工人无处可去，只能回家。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没有那样的经历，他们习惯了跳槽，习惯了“炒”和“被炒”，但对我们这一代，或者比我还要年长的一代，当时那份痛真是忍受不了的。依赖了大半生的厂子，说没就没，说不要自己就不要自己。突然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单位，又没什么核心技术或本事，要自谋生路，那种迷茫，那种无助还有困惑，深深地触及了我，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搜集大量素材，采访大量的下岗工人以及企业老总，就国企改革写出了《无水之城》等长篇小说。

    记者：您曾在政府部门、国企工作过，但离职后您的官场小说创作只增不减，这是什么原因？
    许开祯：对作家来说，生活只是过去，是一种积累或者一种历练。或者说，作家的所有生活都是为创作做准备的。我最早在政府部门，但我的性格注定不可能这么干一辈子，十年都很难。这其实是我个性中最沮丧也最悲悯的成分。有人说性格即命运，这话在我身上真是正确极了。我自己主动离开政府部门，先到国企去，最后成了一名职业作家，也就是靠写作来养家糊口的人。
    离职后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官场小说，原因有两个，一是官场小说迎来了它的高峰，读者需要，爱看，作家创作起来有动力。二是多年对体制的思考，对体制中诸多人物的细致观察。是我有必须写的一股冲动。

    “老百姓追的不是剧，而是一种理想，一种新的秩序”

    记者：2011年，您凭借19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2名，其中，官场小说可以说是居功甚伟。日前，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广受好评。结合您个人的创作，官场小说和反腐电视剧的盛行有什么样的社会根源？您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许开祯：腐败不只是党所痛恨的，也是人民所痛恨的。腐败带给人民的痛，腐败对社会公平公正的破坏，对经济秩序和法制秩序的破坏与践踏，是人人痛而诛之的。这便是官场小说和反腐剧十分受欢迎的原因。当然这只是表面，深层次讲，老百姓在呼唤或渴望一个政治清明，法治健全，公平公正，发展有序的社会。而这个社会的获得，必须要铲除掉腐败这个毒瘤。说白了，老百姓追的不是剧，而是一种理想，一种新的秩序。
    我在写《打黑》的时候，曾到重庆，先后包了8辆出租车，每辆用1天，一是到曾经由黑恶势力开的夜总会等场地去看，另一个就是让出租车司机找一些了解情况的人，跟他们谈谈。在我看来，任何一座城市，出租车司机都是最好的向导，也是最活跃的新闻发言人，他们掌握着大量来自“民间”的信息以及所谓的“幕后”。
　  不过，我不是对官场的简单描摹，也不是对官场的戏说或歪曲，更不是对官员的染黑，它是对官本位文化的探究，以及这种文化长期熏陶或浸淫下，官场中各色人等的变形。他们的压抑、苦衷，他们的种种心灵困境与折磨以及向上向善的挣扎。比如《拿下》便抒写了官员个人的救赎史，是他对人生对生命的思考。文学作品必须是向上的，向善的，很多官场作品出发点就错，着意在描黑、描黄，在放大社会阴暗面，扭曲官员的人性，将官员描写得一无是处，这是不正确的，说穿了是对官场的无知与不了解。优秀的官场作品，必须写出官场的真实，写出官员的良知，也就是中国官场的希望。湖南作家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就是官场作品的典范，具有经典意义，也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

    “人到了一定时期，是要放慢或者停下步子，去思考一些问题”

    记者：您曾经出家修行过，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又还俗了，当初出家修行的原因是什么？很快还俗的原因又是什么？修行期间学到的东西对您的创作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许开祯：人生总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我的问题不是出在情感也不是出在生活，而是出在对自己未来的思考上。往哪儿去，去做什么？我必须把这些想清楚。当下存在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在忙，都在奔。几乎没有停下步来思考的时间。可往哪儿奔，为什么奔？为生存，还是为理想，还是为金钱？很多人并没想过这个问题，至少没想透。大家像是被什么裹挟着，一刻也不敢放慢脚步。但我认为，人到了一定时期，是要放慢或者停下步子，去思考一些问题。对过去的事要总结，对未来要做一次的新的瞭望。有时候我们的脚步会混乱，会被裹挟，甚至会走歪，而我们自己又浑然不觉。停下来，认真去想，想明白再走，不迟。
    我去寺院，就是借寺院这样一个跟世俗世界脱离开的地方，想清楚自己，也想清楚此生究竟想要什么。按佛家的理解，就是清扫净心上的尘，清扫掉那些无妄的欲和贪，还自己一个清白身。

    “要形成一种敬畏，对文字的敬畏，对艺术的敬畏”

    记者：官场小说是市场的“宠儿”，在您看来，一部好的官场小说该具备哪些要素？近年来，官场小说很受热捧，创作队伍不断壮大，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作品良莠不齐，抄袭事件也时有发生，您觉得应该怎样去杜绝这种不良现象？
    许开祯：文学创作中良莠不齐，杂草混生的局面向来就存在，跟哪类题材无关。尤其当前，某一类型的题材火了，大批跟风作品就会出来。不只文学，影视这一块更甚，宫廷剧火了，满屏皆是娘娘。家斗剧火了，满屏又是婆婆媳妇。这种创作上的跟风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大家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缺少敬畏之心。艺术不再是艺术，而成了商品，成了生意，成了赚钱的工具。二是整个行业缺少规范，缺少那么一种精神。全社会都缺少精品意识，这才是重点。
    如何杜绝？我觉得这路很漫长，不能只靠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要形成一种敬畏，对文字的敬畏，对艺术的敬畏，对我们从事的行业的敬畏。要构建一种精神，也就是目前被重新提起的“工匠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任何手段都是暂时的，治表可以，治不了根。

    记者：您的小说《政法书记》被改编为电视剧《神圣使命》，小说《凉州往事》也被改编为《光荣大地》，对于小说改编为影视剧一事，您个人怎么看？
    许开祯：影视剧的产生，无非两条路，一条来自对小说的发掘与改编，一种是编剧的原创。以前影视行业多走前面一条，感觉哪部小说有挖掘的可能，或者有价值，就去改编。但这几年兴起了原创风，影视剧更多由原创编剧来完成。不管哪条，核心是有价值，得有内容。内容为王，这才是硬道理。但就目前形势看，很多东西只是个壳，内容为王的路还很远。再加上炒作之风，让影视这一块，越来越乱。我本人对这些年兴起的“IP”风很有意见，觉得整个影视行业在抽风。影视乱象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可惜我们还说它很火。

    “很多东西正在流失，正在消亡，如何在我们这一代手上，将它发掘出来，将它延续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人应该有的责任与担当”

    记者：听说您刚完成一个长篇，写大兴安岭地区的鲜卑文化，能否说说您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希望通过这部小说传达一个怎样的思考？
    许开祯：任何事都有机缘。创作这部小说，一是因为旅游，跟大兴安岭接了缘，对那片神奇的土地有了非常浓的兴趣。感觉那片土地上有很多故事可书写。二是对少数民族丰厚的文化，我个人有偏爱。很多东西正在流失，正在消亡，如何在我们这一代手上，将它发掘出来，将它延续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人应该有的责任与担当。或者说是作家的一种情怀。我写这部历史小说，就是想通过对历史的钩沉，通过对浩瀚历史中被无情淹没的那一部分的挖掘，来再现那片土地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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