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州村唐宋文化遗存

　　下中村遗址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武陵镇长江北岸一级台地上。1986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94年进行试掘。2001—2007年连续进行了七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从新石器至明清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和遗物，而唐宋时期的文化堆积为遗址的主体堆积。

　　对唐代文化遗存的认识

　　武宁县建制始于唐，盛于宋。但从现有发掘资料来看唐代遗存相对较少，应该是由于唐代武宁县和宋代武宁县县治所在地重合，宋代武宁县因繁华而大兴土木导致宋以前的文化遗存（包括唐代）被大规模破坏所致，故留存下来的遗存相对较少。仅发现房址1座、灰坑8个、灶4个。

　　F16为小型石基地面式建筑，残存面积不足20平方米。石基直接在地面铺就，未打基槽，墙体为竹（木）骨泥墙，可能经过焙烧或者夯实以增加墙体的牢固程度，屋顶覆板瓦。屋内废弃堆积中有大量青瓷器物残片，有典型的唐代特征。

　　唐代遗存中的H34、H35、H36、H37构成的灰坑组和Z1、Z2、Z3、Z4构成的灶坑组是本期最具特色的遗存。这8个遗存位置相邻、开口层位基本一致，形制接近，包含物基本相同，应该可视为一个大型遗迹的共同组成部分。各灰坑排列紧密有序、形制规整、深度较深、容积较大，且坑内填土中可见粮食作物炭化颗粒，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该组灰坑为储存粮食的储藏坑。灶坑组中的Z1与灰坑组相距不过数米，Z2、Z3、Z4与灰坑组相距约25米。其中以Z2体形最大、结构最为完备，而结构简单、体形较小的Z3和Z4则平行排列在Z2两侧，通过对比同期遗存中民居内的生活用灶的形制和结构，再根据这些灶坑内部的包含物情况和烧结面厚度，显然该组灶坑非普通的生活用灶，应该是使用时间较长，且具有较大生产能力的生产用灶。结合邻近的灰坑组曾作为贮藏大量粮食的储藏坑使用的情况，我们初步推定该灶坑组和灰坑组同为一座唐代酿酒作坊的组成部分。由于该作坊所在地及邻近区域均未发现唐代建筑遗迹，我们可进一步推测此作坊为露天式或直接在地表搭建的简单棚屋式作坊，且有万斤以上的产酒能力。

　　本期出土器物主要为青瓷类，偶见白瓷器。其中罐类作品矮胖，圆润，釉色偏黄，盘多折腹，碗以饼足、玉璧足为主，瓷器中大部分有较明显的邛窑系瓷器特征。唐代制酒作坊的发现并具此所推之的酒类产品的产量和消耗量说明下中村在唐代已经是一个人口较多、物流通达、经济水平较高的大型集镇。

　　对宋代文化遗存的认识

　　宋代遗存是下中村遗址的主体堆积，共清理房址21座、灰坑25处、灰沟10条、灶1个、墓葬3座。宋代遗存在整个遗址区都有连续分布，且堆积深厚，埋藏丰富，这从侧面佐证了下中村遗址的繁盛期始于唐，兴于宋。

　　宋代房址个体结构普遍较唐代大，开间较多，大都在平地上先挖基槽再砌入房基石，房基石宽大规整，其上有“金边”或凹槽。墙体结构一般为竹（木）骨泥墙，部分经过夯打加固。屋顶一般覆以板瓦，前端有各式瓦当和滴水，部分规格较高的房屋屋顶还饰有大型陶制脊兽。本期房屋格局、基础部分筑法、墙壁装饰风格具有典型宋代风范，可分为大型合院式建筑和小型多（单）间式建筑两大类。

　　大型合院式建筑包含F17、F25两座。F17经过多次整修，有三进出的大型院落、宽阔的回廊、规整的石台阶，内部出土有泥制佛像残部和刻有“廖昌西塑喜捨”的优质板瓦，故此我们推断F17是一个宋代的佛教寺庙建筑。F25经过多次整修，由主体房屋、回廊、进出踏步，水池、石槽、屋外排水沟、石槽护坎、望楼、偏房、厕所、踏步、灶房等多部分组成，结构完整且复杂、各部分功能性很强，应为当地一富户的居所。

　　小型建筑F3、F4、F6、F8、F13、F14、F18、F19、F20、F21、F29、F33、F35、F36、F37、F38、F40、F41、F43等十九座。为单间或多间式结构，面积较小，结构简单。其中F8部分房基用大块砚台石（金星石墨石）垒砌，屋内也出土多件石砚成品和半成品以及经过打磨的砚石原料，说明F8是一处制砚作坊。

　　灰坑25处基本为平面呈圆形或者椭圆形的垃圾坑，坑内填埋陶瓷器残片和其他杂物。

　　灰沟10条大部分都是居民区房前屋后的排水沟，部分灰沟如G2、G5、G7、G8的沟壁用汉砖、石块加固，沟底铺以石板、汉砖或者鹅卵石，G6更是用青灰色筒瓦相互套接形成槽内水管，沟顶平盖石板。这些用建筑材料加固沟体的做法足见这些灰沟的使用年限长、作用大。

　　墓葬中M35、M36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39为长方形单室石室墓。3座墓葬皆被不同程度扰动，墓葬结构简单，随葬品较少，都属平民墓葬。

　　本期遗物主要包括陶、瓷两大器类。瓷器数量众多，以黑釉和白釉及青白釉器为主，碗、盘、碟类器形最多，其中的黑釉灯碟、盏类器物为重庆涂山窑的典型产品，白瓷器的窑口大多出自四川彭州窑，青白瓷印花纹类器物则是南宋景德镇湖田窑出产的精品，另有部分器物出自陕西耀州窑、四川青羊宫窑、四川西荣窑等窑口。陶器分火候较高的硬陶器和火候较低的软陶器。前者大部分为红褐色或者灰黑色泥质胎，部分器表施化妆土，器类和形制与瓷器相仿。后者大部分为灰白色夹细砂泥制胎，器类主要为瓦当、滴水、板瓦、脊兽等建筑构件，另有少数碗、钵、甑、釜等生活用器，陶器中最具地域特色的是一种胎极薄的三足釜，这种陶三足釜与大量出土的黑釉瓷盏、青瓷研磨器、青瓷小碟一起组成宋代独特的“斗茶”文化的必备用具。

　　虽然历次发掘均未发现与城市有关的城墙、街道、衙署等标志性建筑，整体城市格局尚不明朗，但大规模、密集房屋的发现，及大量精美陶瓷器的出土，表明下中村遗址已具备了中世纪城市发展所应具有的经济、人口、对外交流等方面要素，两宋时期的下中村遗址所在地的古市镇在峡江地区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武陵镇周围的多个考古发掘场地中再也未发现与下中村遗址规模和地位等同的古遗址，结合下中村遗址的具体地理方位亦与《读史方舆经要》《太平寰宇记》《明史》等文献所载武宁县的位置吻合的情况，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下中村遗址所在地就是宋代的武宁县县治所在地。（本文由孙莉、闫广宇摘编自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万州下中村遗址》之“结语”。内容略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