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巩持平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发掘现场。这是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将宁波地区的人类活动史和文明发展史前推到了距今8000年左右，比河姆渡遗址早1000年——下午5点，夕阳的余晖刚洒下来，27岁的李博达从深约8米的坑里爬上来，带着一身泥点子。
“记者来了，想采访你。”叫住李博达的人是孙国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也是发掘井头山遗址的总指挥。“等我先洗个澡。”洗澡是李博达每次收工后首先要做的事，起码一天两次。
李博达一撸袖子，被遮住的大臂白嫩，更衬得小臂黑红。圆寸头、破汗衫、工装裤，他除了鼻梁上的一副黑框眼镜，其他装扮和周边村子的村民没两样，“这是工地文化，我平时在学校可不是这样。”李博达特意向记者解释。
李博达是学考古的年轻人，也是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攻读科技考古博士学位。这次到井头山遗址待2个月，算是实习。这个夏天，因为另一位年轻人——湖南女生钟芳蓉，她以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绩报考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再次引发关注。她该不该学考古？人们争论不休。
有人总结过考古人的共同特征：男，科班出身，高学历，清贫，单身。不过，记者来到井头山遗址发掘现场，找到的考古人略有不同：科班出身，高学历，钱够花，“异地恋”。考古是他们的职业选择，这份工作，有发现和探索的乐趣，也常蹦出辞职和转行的念头。不过，在每一个当下，他们都跟随前辈的脚步，回溯历史，传承文化，也寻找自己的价值。
博士生大部分时间在“挖土”
李博达趿拉着拖鞋从浴室出来。谈起话来，他很像一个博士。
他向记者介绍他的研究领域：“南岛语族，这是你需要去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看记者面露疑惑，李博达补充：“这是一个语言学概念，这种语系分布于西到马达加斯加，东到复活节岛，北到夏威夷，南到新西兰的岛屿上，使用人口大概3亿。”
在李博达的知识框架里，中国东南沿海是重要的研究区域。而井头山遗址因为“已发现了碳化稻谷，似乎存在稻作农业的起源，这一时期正处在狩猎采集向农业过渡的早期阶段，研究价值大。”这也是他来到井头山遗址的原因。
但来这里后，博士生李博达大部分时间都在“挖土”。
井头山遗址很特殊。这是一个约20000平方米的贝丘遗址，古时候是海边坡地，滩涂环境。因为遗址埋得深，且上方是厚厚的饱水淤泥，极易流动塌方。现在，在750平方米发掘坑的四周，一块块钢板深扎地下，围成了一道“铜墙铁壁”，这是花费近两年时间预先建好的钢结构基坑。也正是因为这座基坑的建造，让井头山遗址的发掘，成为我国对不同环境下特殊考古对象发掘的三大经典范例之一。
基坑深约8米。不断有水流向坑底。孙国平在基坑四周放了大、中、小三套共20台水泵，一旦水位超过警戒线，水泵自动开始抽水。一个礼拜前，两小时暴雨后，整个遗址被泡在水里，水泵连续工作两天一夜，水才抽干。即便如此，平常他们也得穿好长及小腿的胶鞋才能下基坑。
李博达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淤泥，在脚下的活动范围内铺了几块木板，不至于陷进去。他的工作对象是一堵“墙”。他事先用竹签固定好基线，明确土层的年代，再一层层取样，2个工人打下手，爬上爬下，帮他把挖出来的土层样本抬出基坑。李博达背了一台单反相机，给每个土层拍照，有时取出贝壳，放在塑封袋里，用黑色签字笔做好标记。挖土、拍照、取样、标记，然后重复这些步骤。
李博达下基坑总会拎一个工具箱。不过，箱子里的工具不似看起来专业。塑封袋、卷尺、极限、竹签、工业用刷，都是他从购物网站上花几十元淘来的。他还买来一个晾衣架，搭配一架矮梯子，上面铺一层快递箱上拆出来的纸板，组成一张小桌子，撑在坑底。不过，经过两个月日晒雨淋，纸板湿了干，干了湿，最近已经非常糟糕了。
工人是从周边村子招募来的，年龄大多在60岁上下。9月，坑底依然潮湿闷热。有人脱掉上衣，在手里拧成麻花，汗水滴答；有人干活时打赤膊，露出晒出的“背心印”或“短袖印”。李博达戴着宽檐帽子，一天在坑底待7小时，“上岸”时，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不觉得乏味吗？人们总觉得，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内容既重复且枯燥，年轻人的忍耐度总是差一些。李博达回答记者：“能从事考古的人大多如此，没人叫苦，我怎么好意思开口？”
“下田野”是一道分水岭
井头山遗址在宁波市余姚市三七市镇，镇子以每月开集市的日期命名。这里的村民每月初三和初七赶集，旁边的镇子叫“二六”。从余姚市区出来，开车上省道，先经过一片4S店，再经过一片厂房，在拔地而起的印染厂和汽配厂中间，地势突然下凹的地方，就是井头山遗址的发掘现场。
和基坑相距10米，靠马路边，有一排活动板房搭起来的临时住所，那是考古队的生活区域。他们在会议室端着餐盘吃饭，在厨房的隔间里洗澡，宿舍和办公室是同一间。因为地处工业区，常有重型卡车从马路上开过去，压得地面甚至整间房子都抖动起来。
这样的环境，在考古工作者的评价体系中，是“很好”的条件。“能吹空调，有固定的房子住，能用上电，网速也很快，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李博达说。
2018年，李博达第一次参与考古发掘的野外工作，是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来自多个国家的考古人员组成了考古队，他们坐单引擎的小飞机直接降落在小岛的草坪上，再飞得稍远一点就是大海。
他们住茅草屋，晚上下雨了，李博达被惊醒，感到奇怪：“脸上怎么都是水？”在当地，雨水珍贵。岛上四面环海，没有河流，只有一个水箱，雨水是唯一的淡水源。收集来的雨水“一水多用”，洗澡、做饭，甚至直接饮用，水都从水箱里取。
在国内，80%的遗址发掘工作都在城市郊区或者偏远农村。虽基本生活能够保障，远离人群的清苦和孤独，也是考古年轻人的必修课。
井头山遗址2013年被发现。同年，王永磊从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他本是化学系的，大二时，主动转专业到考古学。2009年，他第一次下考古工地实习，“我们10个人睡一个房间，上下铺，没有空调，再热的夏天也只有电风扇吹吹。”
朱叶菲是个女生，10年前，这在考古队里还是稀罕事。她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比王永磊晚两年，也是半路出家，本科时读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时换成考古专业。研二时，她到湖北下田野，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户家里，村里连快递都送不到，更别说送外卖了。
农村没有公交车。因为距离城市远，位置偏，出租车也叫不到，“进去了就很难出来”。朱叶菲当时住在村里村委会的老房子里，一个房间最多的时候住了7个人。年轻人思念城市，周末偶尔从隔壁开诊所的医生那里借来面包车，八九个人努力挤进一辆车里，30分钟到镇上，吃一顿烧烤，再回去。
在考古专业，“下田野”被视为分水岭。此前，考古知识皆从纸上来，此后，学习者们才真正见识了考古的样貌。2019年，李博达和国内某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们一起，参与了河南平粮台遗址的发掘。他发现，不乐意做事的人会偷偷躲到阴凉的地方去。
不过，李博达倒是觉得，考古工地是更开放的环境，人和人更容易建立信任和联系。比如，每到饭点，厨房阿姨会用余姚方言朝基坑里喊：“后生啊，吃饭啦！”他也和一起做事的工人建立了默契，现在，手往背后一伸，接下来要用的工具就自然被递到了手上。
“考古队员们都在一起吃、睡，也见过彼此最邋遢的样子。”李博达说。
年轻人不少，但还是缺人
记者在井头山遗址采访的两天，孙国平迎来送往了十几拨客人——杭州富阳博物馆来交流的同行，研究海洋文化的学者下坑采样，还有山东大学的暑期实习生，特地过来学习。孙国平一遍遍说着同样的解说词，一次次打开仓库，给他们展示从淤泥里挖出来的点滴成果。
“你看孙老师，这是他主持发掘的遗址，他有成就感，讲多少遍都一样有热情。”王永磊说，每个考古人都需要这样的高光时刻，“这是最根本的动力，支撑我们把这份工作做下去。”
王永磊的高光时刻发生在杭州的良渚遗址。他喜欢看陶片，这算是种职业习惯。大多数时候，陶片的年代他一眼就能看出。那次，民工在清洗刚出土的陶片，他凑上去看，“这个陶片怎么如此不熟悉？”王永磊觉得蹊跷。经过一番查探，果然，那块陶片不属于“良渚文化”，而是更早的“跨湖桥文化”，由陶片顺藤摸瓜，一个新的遗址由此被发现。
不过，相对应的，对于考古人而言，最难熬的并非环境的艰苦和生活的清贫，而是回报与产出往往难成比例。
“我们国家的遗址有成千上万个，但能有重大发现的，凤毛麟角。”王永磊有时和同事进行简单的考古调查，他们沿着河流走，或者在某一划定区块里走，紧盯着地上，有时会发现有年头的陶片，或者河流下陷比较深，也有的地层断面自然显露出了古代建筑的迹象，都可能存在古代遗址。
但考古发掘中，主动性发掘是少数，更多是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抢救性发掘。在开挖地铁或者修建厂房打地基前，都要进行勘探开发。“如果有发现，我们就去进行墓葬清理，把文物拿出来。”王永磊说，大多考古工作遇不到金银财宝，也有大量的文物被挖出来，找不到研究角度，不知有何研究价值。但无论价值几何，一个遗址大多需要几年时间发掘。
考古还缺人吗？这几年，所里进的年轻人不少，王永磊详细数过，他们80多个人的聊天群里，比他年轻的就有十几个。
“人手还远远不足。”接下来，王永磊将去距离井头山遗址不到2公里的地方，主持一个水稻田遗址的发掘。要挖的地方很大，有7000平方米，需要三四十人，这几天，他正忙着给各方打电话，请各个专业院校推荐一些优秀毕业生来。
另一重压力来自家庭。因为长期住在考古发掘工地，考古人只能“异地恋”。王永磊的女朋友在青岛，家里介绍的，两个月才能见上一面。
“找对象”的话题常被考古人拿来自嘲。一个同事被老婆吐槽：“要不是上学时候就跟了你，不然早不要你了。”还有位同学的女朋友在研三时候提出要求，毕业之后不能再干考古，毕业后，那位同学进了房地产行业。
不过，李博达现在还纯粹享受着研究的乐趣。“先努力为人类创造一点新的知识。”至于毕业之后做什么工作，“看缘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