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7日，潘京乐去世。
潘京乐是谁？一个91岁高龄的农民，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人说他生不逢时，20世纪90年代，民间文艺凋零，他艰难地支撑着碗碗腔皮影戏匍匐前行；等到21世纪初，民间传统文化的春天来了，他却因多次中风，口齿不灵、思维迟钝，而淡出舞台，也淡出了观众的视野。
有人记得他，大概是因为1993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当年张艺谋、葛优踏着太平塬古老的山路来请潘京乐及其碗碗腔皮影戏的团队出山，为整部电影演唱，至今潘京乐的家中还挂着剧组的合影。
有人记得他，大概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他和他的团队受邀进京演出。1987年12月31日下午，靳之林、杨先让、冯真等老艺术家亲自到火车站站台迎接，一时间成为京城艺术界的一大美谈。
有人记得他，大概是因为从1995年起，他的团队便开始了港台地区和日本、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巡回演出，墙内开花墙外香，并以此倒逼国人反思应该如何对待古老的民间文化……
一个普普通通的民间艺人，为什么会得此大名？
可能是因为他的“哭腔”（也有人说是“苦腔”）。我曾多次被“击中”，沉溺其中。记忆犹新的是2004年的一个秋后，一场田野里的演出，唱到一半时，秋雨不期而至，潘老声音陡然一变，变得沙哑，变得更尖，声泪俱下，梧桐树下，晕黄的灯光在雨中氤氲，观众眼泪也滚滚而落。
哭腔从何而来？
潘京乐出生于1929年的寒冬，一个战火纷飞、土匪横行的年代。40岁出头丧偶，他不得不一个人把6个儿子拉扯长大。挣钱成为他生活的信念。一个老艺人，一生都在从事自己喜欢的艺术，可是唯一的目的却是钱！
民间摄影师张韬说：“潘老把戏当作生活的发泄，只有唱戏的时候，流泪的时候，他的心情才是舒畅的。而生活又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戏，每到唱苦角时，他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生活的诸般苦楚，于是泪流满面，戏也就更动人。真正是戏人合一。”
我最后见到潘京乐是2008年的11月底，当时他正在一家文化公司录戏。那天十分寒冷，我赶到现场，潘京乐正襟危坐，却眼神迷离，一句唱词颠来倒去地唱好几遍，或者是半晌吐不出一个字。唱了半天，半折戏也没有录完，满头大汗，被送到医院。随后听说他中风了，唱不了戏了。过了两天，我去他家中看他，他正在墙角晒太阳，已经不认识我了。我送了他一盒绿豆糕，略表心意。后来每年过年时，偶尔从他儿子那里得知潘老还健在，常常为老人高寿而感到由衷高兴。
如今，老人已乘黄鹤去，对于其艺术人生，我总认为不能止于电影《活着》，不能止于会演多少本戏，也不能止于他的哭腔。更要看到，他参与并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共和国的民间艺术史。
20世纪50年代，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文艺与民间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彼时的重要议题。当时一些民间的知名老艺人十分排斥戏班登记管理，甚至殊死抵抗。而华县几位皮影艺人率先接受改造，先后成立了四个班社，潘京乐便是其中之“合作社”（后更名为“光艺社”）的社长。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从“华县红”变成了“关中红”。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是潘京乐曾受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马健翎之邀，在西安文昌门外连演七天，与年轻演员们深入交流，虽然最终未被选为剧院的唱腔教练，但此次民间班社与国家剧团的切磋互动具有深远意义；二是在1956年陕西省第一届皮影木偶观摩演出大会上，潘京乐获个人表演二等奖，这是被称为“蒙头龟子”的皮影艺人获得省政府荣誉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潘京乐的戏班向南深入秦岭深处，向北深入黄土高坡，一方面传播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另一方面也给当地百姓带去文化娱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地方都是贫困边远地区，国家文艺力量无法覆盖，真人大戏的戏班又由于行头繁多，也无法抵达，但是皮影戏班轻装简行，所以被称为“文艺轻骑兵”，填补了空白。正如上海社科院的张炼红老师所说，如果没有这样一支指挥自如、训练有素，且能广泛深入民间的群众性宣教队伍，那么各项政策的上传下达很难进行得如此顺利。
20世纪70年代后期，潘京乐的班子也是“敢为天下先”，在老戏尚未解禁的时候，就“偷偷摸摸”多方筹备老戏戏箱，随时准备恢复传统剧目。到80年代初，潘京乐备受欢迎，大年初二就出去演戏了，他的班子一年演两三百场。
正是因为有千万名像潘京乐一样普普通通的民间文艺工作者，他们把自己的事业，乃至青春和生命都融入社会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才支撑起共和国民间文艺的大厦。也正是因为此，民间文化即便遭遇20世纪90年代的普遍式微，但由于这些人的坚守，文化的传承竟然一脉不坠。今天我们缅怀潘京乐，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不愧对一个生动而精彩的生命。
2000年清明节的黄昏，潘京乐独坐在一个孤坟前，怀抱着古老的月琴，咿呀弹唱，献给坟中的故人，老朋友、老搭档郝炳黎。如今整整20年后，潘老仙去，谁会在潘老的坟前弹上一曲？（作者：沙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