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社在工作中。刘建社供图
67岁的刘建社，在河南洛阳伊河两岸的峭壁上，做了50年石匠。
很多人都知道，这里保存着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窟——龙门石窟；很少有人知道，从北魏孝文帝年间起，有10多个朝代的石匠在这里刻凿长达1400余年——这是刘建社的前辈们。
2021年年底，龙门石窟奉先寺时隔50年再次启动大修，对奉先寺大佛顶部及两侧的危岩体进行修复加固及渗漏水处理，目前进程已过半。刘建社是队伍里唯一的石匠。大修开始后，他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冲个奶粉、吃个馒头，7点离家去干活，每天在50米高的脚手架上工作8个小时。
龙门石窟现存2345个洞窟像龛，几乎每一处刘建社都去过。他不清楚改朝换代的历史风云，也不晓得那个最大的卢舍那大佛是什么来头。但11万余尊造像的朝代，他能够依稀辨认——用自己的方式：“衣裳不一样，胖瘦不一样。北魏的服饰比较花哨，唐朝的佛像稍微胖一点……”
这个初中文化程度的老石匠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修好它们，让龙门石窟传下去。
与龙门石窟一同存在的石匠村
成为一个石匠，是刘建社还没来得及选择就已经到来的人生。
1955年，他出生于洛阳市伊滨区诸葛镇刘井村——这是一个世代刻石为生的“石匠村”，距离龙门石窟约5公里。
刘井村坐落于伊河南畔，据媒体报道，这里“灌溉极为方便，当地人称其为井地。刘姓人最早迁居于此，就以井字命名，称刘井”。村子附近有一采石场，凭借丰富的石料资源，刘井人世代在此采石、雕刻，与石结缘。
龙门石窟自开凿以来，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人的50年，都依附着石头度过。周围的石匠村不止刘井村一个。在龙门石窟早期开凿的古阳洞南壁上，还记录着北魏时期新城县（今洛阳市伊川县）的官员孙刘二人，带领200名新城县石匠斩岸开石、造像刻碑的故事。
自刘建社记事起，村里“家家户户都有石匠”，自己的祖父和父亲也是。在见到龙门石窟之前，刘建社就在村里见过一尊宋咸平三年（ 公元1000年）所刻的石佛像。更早些时候，文物部门还在刘井村发现了“隋佛”和“唐佛”。
1962年，7岁的刘建社跟着村里的一群孩子出来玩，第一次见到了龙门石窟。那时他对“文物”还没什么概念，只觉得“很稀奇”——以前听村里人说起过这里有座大佛，他以为得有两米高吧，没想到真正站在大佛面前，发现光耳朵就将近两米高了。
10年后，刘建社初中毕业，正逢龙门石窟初次大修。刘井村的男性劳力都陆续被叫了去，包括刘建社和他的父亲刘书冬。他就这样入了行，接下了这份“历史传承最久”的手艺。
从“小工”到“大工”，50年间大修小修
1971年龙门石窟奉先寺大修，这是国内第一个大型石窟维修加固工程。
刘建社回忆，当时多数佛像“身上残缺很多，凹凸不平”。卢舍那大佛的脸部有一道很深的裂纹，右臂有脱落风险，整尊大佛和背后的岩体甚至有了分离。工人们需要填补造像本体上的空洞残缺，通过化学灌浆、砌石加固、钢筋铆杆支撑等方式，对其加固维修。
当时的刘建社作为“小工”，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配料——将环氧树脂、二乙烯三胺、丙酮和糠醛4种化学原料，按照一定比例配置在一起，为下一步灌浆封缝做准备。糠醛和二乙烯三胺具有一定腐蚀性和毒性，刺激眼睛和呼吸系统，因此在操作中需要口罩、护目镜和手套全副武装。
尽管如此，化学品还是会通过手套渗进来。还有一些细小的裂隙，戴着手套无法精确处理，刘建社会干脆就把手套摘了，细细封补。他的手因为常与化学品接触，时不时会“脱一层壳”，受到腐蚀脱落的都是常年劳作形成的老茧和死皮，“看着露着红肉，不疼，只发痒”。
村里曾有几个石匠，因闻不得糠醛的气味而放弃了这份工作，“臭烘烘的，一闻就脸肿”。刘建社虽然没有过敏反应，但他能很明显地感受到，随着近年来环保新材料的应用，工作环境“没有以前刺鼻了”。
早年的化学材料只有在20-30摄氏度之间的温度才会“好用”，于是工匠们每年春季开工，从刘井村出发，每天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到石窟做活，一直到10月左右停工。
峭壁没有树木遮挡，夏天的日头直愣愣地晒在岩石上。在岩体外部作业时，“石头摸着都烧手”。但刘建社并不希望来一场大降雨降温，他更在意石头，“一暴晒，再一下猛雨，会加速石质分化破坏”。
工程至1974年，石窟的稳定性得到了保证。刘建社也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大工”。随后数年，小修不断，刘建社等七八名石匠成了龙门石窟维修队的长期队员，“有活了就来干”。
自1976年起，龙门维修队在空闲时会受邀去外地修护石窟、石碑或石牌坊。这些年来，刘建社去过山东、云南、四川、广东、宁夏、辽宁等地，又积累了新的经验。他发现不同地方石窟石质不一样，龙门石窟是石灰岩，坚硬宜雕刻，乐山大佛是红砂岩，石质更“软”，下手要轻些。
1986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龙门文物保管所共同研究制定“龙门石窟保护维修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87年开始实施“龙门石窟综合治理工程”。之后30余年，刘建社除了刮风下雨，“年年都在龙门石窟干”。
最后的石匠
几年前，刘井村“撤村并城”，村民转身成为市民，整体搬入安置小区。新家距离龙门石窟更远了，但好在不用像50年前那样步行。刘建社买了辆电动车，骑过去约半小时。
龙门石窟奉先寺再次启动大修后，67岁的刘建社是工地上唯一的石匠，上一个石匠离开时已经75岁了。老石匠们岁数大了，年轻人也不再愿意入这行。灌浆封缝的活儿可以让给普通民工来干，但寻石断石、以石补石，还得是专业的石匠。
石窟维修队想让刘建社再找几个石匠，但“一直寻不来”。他曾找到一个50来岁的“年轻”石匠，但人家嫌这儿工资不高，“他搞建筑队，一天能挣240-260元，这里只给180元”。刘建社工闲时也在建筑队干过，但他还是觉得文物修护“干着顺手”。毕竟入了这行，也做了这么多年。
50年来，刘建社见证了许多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景区的游客越来越多。他参与修建了景区的栈道、台阶、围墙等基础设施，眼见着路由窄变宽、由短及长，“游客能达到各个洞窟，参观方便”。
石头的变化不易察觉，或许只有经年累月地待在那里，才能看到它们是怎样被风带走细小的石沫，然后由平滑变得粗糙。刘建社说，十几年前卢舍那大佛的下巴还是光滑的，现在已经风化起层了。
尽管还是不太清楚这些佛像的“文化价值”到底指什么，但刘建社知道，这是文物，文物不能再生，维修加固是一定要做的。
“这佛像是老祖宗做的，我是石匠，我知道他们一锤一錾凿出来很不容易。”这是他最能共情的一点。小时候，他看村里的石匠做一个60厘米高的半身石像，也要两三个月。这南北长达1公里的龙门石窟，不知道是凝聚“老祖宗”多少的心血，如果不修，“时间一长，全部没有啊”。
刘建社用了几乎一辈子时间来保护这些年老的石头——直到他自己也老了。刘建社回忆，当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能搬起近200斤重的石头，但现在不行了。幸好，“石头不会变老，它刻的时候啥样，现在还是啥样，它一直是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