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对象常英华简介：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青联委员；天津青年诗社常务社长。
多年来，她致力于用诗歌弘扬社会正能量，为培养天津诗歌新人做贡献。先后赴天津市多所高校举办大学生诗歌活动，挖掘诗歌人才；带领青年诗人赴河北、山东、山西等多地进行创作采风，并深入天津青年宫、曹禺剧院、蓟县下营镇、武清大黄堡、天津港集团等十几个单位和机构设立诗歌创作基地，用文化的力量讴歌美丽中国、美丽天津。
常英华多次与天津广播电台合作，开展文化下基层，特别是共同主办的“化蛹成蝶，爱与感恩”情景诗歌朗诵会，用传统文化挽救社会问题青年，广受社会好评；与天津青年宫联盟举办“高举团旗跟党走”诗歌征文活动、协助天津市禁毒办承办“626国际禁毒”诗歌创作活动，与天津大学共同主办“海棠诗歌艺术节”，与天津市作家协会、市青联共同主办“你用棉签我用笔”天津市抗击疫情诗歌征诵活动和“凝聚新力量·筑梦新时代”庆祝中国共青团建团百年诗歌征诵活动等，用诗歌文化弘扬时代主旋律。同时还自筹资金举办了诗集《我看见了火焰》《寻》等多部青年诗人的作品首发朗诵会。编辑出版的《天津青年诗选》《诗广场》，在社会中引起较高评价。
本期专访，主要就常英华坚持以“诗歌”立身立世，不断增强文化自信，追求创作价值的动力源泉，做一期专题访谈。
主持人：常英华老师您好。诗歌是文学宝库里的璀璨明珠。但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诗歌作品鱼龙混杂，诗歌文化的发展也曾一度遇到瓶颈。随之，诗教工程也就成为了政府工作内容的重要部分。我们想知道，您从2009年开始创作现代诗，不断将诗歌文化融入社会，弘扬传统文化和社会正能量，至今已经坚持了13年，一路走来是怎么坚持的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常英华：最开始肯定是因为喜好诗歌。2007年，我在撰写天津地方志文献时，采访了一些知名企业家，感受到他们是在用生命做企业，灵魂被深深触动。但我改了很多遍文稿，依然觉得表达不尽。那时我就在想，为什么诗人寥寥几句话就让人心神凝聚、产生共鸣？而我洋洋洒洒数万字，依然言表不透？于是，我就产生了写诗的想法，用诗歌弘扬社会正能量。我于2009年开始创作诗歌，那个时候一提到诗歌，就会有人站出来抨击“无病呻吟”，甚至还出现了各种“诗体”和“派系”。
我就认真思考了读者对当下诗歌的接受程度。中国诗歌从远古至今都经过了社会的淘洗，这种审美早就刻在了国人的骨子里、流在了血液中，一旦条件成熟，就会条件反射般焕发。更多人认为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涵养了千年精神，其实好的现代诗，一样会激发国人的审美点。对于现代诗的创作，读者的记忆主要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将朦胧诗和新生代诗奉为经典，一旦违背了这个“印象”，就不在审美点上了。对于那些语言平淡，情感单薄的诗，自然不能接受。
我们从读者的接受角度可以反观当下诗歌的创作困境，最主要原因是不接地气——缺乏用文化自信做底气，缺乏与社会、与生活的血肉联系。探寻当今诗歌创作的出路，是不容懈怠的文学任务。这个使命感一直让我心生向往。首先是要找到方向：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命脉，个性而鲜明地讲好中国故事。这需要每一名创作者明晰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不断发扬传承和创新精神，用作品树立起民族自信。
这么多年，我靠着这种自信走到今天。创作诗歌从来不为了出名或者赚一些稿费、博一些眼球，反而经常反思：我们为社会做得够多吗？我们的写作天赋是不是闲置无用？至今我都难以忘记，在协助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办“你用棉签我用笔”天津市抗击疫情诗歌征诵活动时，为了更好地将优秀诗歌变成配乐朗诵，我们邀请了天津广播电台优秀主播进行公益朗诵，作品在天津广播电台经济频道进行推广。当我看到一位老党员为天津市作家协会发去的致谢信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信中这样写道：“疫情期间，我们小区里的居民心情非常焦虑。为了给大家鼓劲，稳定情绪，我们用几部大喇叭反复播放‘你用棉签我用笔’主题抗疫诗歌朗诵，那嘹亮而又有感染力、号召力的朗诵之声，传递了市委市政府对市民的关心关爱之情，歌颂了白衣天使、志愿者及他们家属辛勤工作和支持抗疫的优秀事迹，感动了在场的全体人员。顿时，整个场面由压抑、困惑的心情变成了积极向上，理解支持的浓厚氛围。我们认为：好的作品来源于人民，你们用实际行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进行有声传播，做到了声情并茂，发挥了文学创作的最大价值……”
就在那一刻，我深刻认识到追求诗歌创作的永恒价值，就是要扎根生活、深入社会，用真善美做前进的动力！
主持人：您的动力，不仅具有时代性、更具有号召性。但是在这13年中，人们的思想领域和文学创作已经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所面临的诱惑和挑战也越来越多，很容易使创作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方向。您是怎样克服这种心理，并引导青年诗人的呢？
常英华：我经常与青年诗人，特别是大学生探讨诗歌的归属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诗歌从来不在浮华的名利场，而是隶属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从宏观讲，诗人的创作源头，正是取之于民、利之于民的社会，展现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从微观讲，诗人本人不能脱离深刻而疼痛的生活。我们要通过诗歌，让现代人产生回归真善美的自觉性，这才是创作的真谛。
所以我们并不急于创作，而是深入到社会各个群体之中，进入陷入式的体验和思考。比如，在国际禁毒日，我们主动请求主办方给我们机会，与吸毒人员面对面，体验他们的心路历程进行创作，让人们不再敌视他们，而是伸出温暖之手，效果更佳。
除了深入生活，我们对于社会上一些大热的诗人现象，也会给予青年诗人正确的引导和解读。如脑瘫诗人余秀华腾空出世时，很多人都在拿“脑瘫”“标题党”“闷骚”等词汇，对余秀华进行评价，甚至有的诗人认为，作品写得好坏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流量和热度。针对这种情况，从不接受诗歌访谈的我，走进了天津广播电台正午杂谭栏目，清醒地解读余秀华诗歌现象。
在采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敏感问题。比如，怎样看待“农民诗人”“草根诗人”这些称呼，是不是对于诗歌的亵渎？我指出，诗人不关乎男女，更不关乎于一些其它元素，诗的感觉应该首先来自心灵的感动。余秀华的诗歌并不是坐在那里结构出来的，而是一种生命的嘶喊，思到深处有回声，情到浓处有共鸣——诗人独到的人生见解、感情的自制力和清醒的生存智慧，应该为当下文学界推崇和关注。
在被问到：是否觉得当前的“余秀华现象”对于诗歌发展有影响的问题时。我阐明了时代的观点：用精神的高度放歌，将思想的正能量奉献于时代，这才是文学真正的影响。余秀华的诗作有她个人的生命悲欢和思想角度，形成了自己敢爱敢恨的风格，这点讲是成功的，但也不能排除当下诗歌商品化的“怪异”现象。我想，余秀华及一些大热诗人们的现象对于大众而言，是一种真实的回归，对于更多象牙塔诗人来说应该是一种警醒，要关注社会现实，到社会中去，到普通老百姓中去，不被行进中的困难所羁绊，不被现实中的诱惑所束缚，始终保持向上的理想与朝气才是正道。
我的这些观点得到了很多诗人的认同，我们之所以志同道合，学习和引导是必须做的功课，但最大的功课还是深入社会的体验和感悟。
主持人：为了诗歌文化的发展，您付出了大量精力。听说您经常义务为天津的诗歌活动撰写主持串词，一定对诗歌发展有所了解。您觉得天津诗歌、乃至整个诗坛的发展前景如何？
常英华：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更何况我们有着千年的诗歌传统，早在2016年中央电视台就推出了《中国诗词大会》引爆民众对诗词的热情，时至今日，“互联网+”的诗歌模式，同样推波助澜，形成“人人读诗，人人写诗”的盛况。重点是，时代需要我们清醒而理性地看待诗歌，促进诗歌文化呈良性发展的趋势。
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已经打造出自己的城市性格和文化品牌。近10年来，大大小小的诗社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诗歌活动更是精彩纷呈。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中国天津诗歌节”，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在中国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由诗歌节走向大众视野的诗人也层出不穷，输出了大量优秀诗歌作品。天津诗坛从一枝独秀到遍地开花，从单打独斗到走向社会传播正能量，从默默无闻到积极贡献，整体发展向好。
主持人：刚才您也提到了，从微观的角度讲“诗人本人不能脱离深刻而疼痛的生活”，能不能详细讲一讲这个观点？您从诗歌当中得到的个体“回馈”又是什么？
常英华：诗歌对我个人最大的回馈就是思想的升华与灵魂的净化，不被浮华名利所牵引，诗歌能让我成为一个接近纯粹的人，拥有一种审视自我超越自我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让我践行了一份担当。而且我深信，这份担当不仅是我个人的，也是全民的担当。
对于“诗人本人不能脱离深刻而疼痛的生活”这个观点，还是以余秀华为例，其诗歌最大的风格就是浸透着“苦难”的根源和世俗的棱角，又有着无处不在的情爱，才会触动现代人本真的回归之心，开启了大众很难抵达的生命体验——“真实”“真性”与“真情”，这才是余秀华成功的本质。从她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实实在在体验到：常人的日常生活，对于她就是一场清欢了，她的灵魂疼痛又富有，这是造就一个诗人的关键。而写作本身就需要沉寂和孤独，忍耐和苦楚，生活的挣扎和精神的腾飞相生又制约，只要有爱，才是生活的救赎。
回想自己走过的路，我十六岁便扛起沉重行囊离家求学、异地打工，对文字的最早依赖便来源于孤独所带来的各种无助，企图用文字舒缓心结，直到改变命运。所以自古以来，苦难出诗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绝对不能作为真理。在此，我要寄予广大诗人们一个希望：追求诗歌创新，但不能为了创新颠覆或消解价值观念，更不能因“苦”消极呻吟，而是应该不断挖掘创作的真正价值——保持正气和勇气，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丽，唤醒人们的心灵。这种发现需要的是冷静而不是浮躁，是个性而不是时尚。我们一定要潜心做一个有底气、有源泉、有动力的时代歌者，智慧地创作、智慧地生活！（潘书培 田雪冰）